关于猴年新年春节对联,雷建军曾拍摄过有关故宫的纪录片《故宫100》

关于猴年新年春节对联,雷建军曾拍摄过有关故宫的纪录片《故宫100》。关于猴年新年春节对联

前不久,一部名为《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火爆网络,吸粉无数。现在,请和我们一起品味这部纪录片的创作者之一――萧寒的故事。
下一个10年,就交给纪录片了 中国论文网
萧寒是笔名,这个笔名的主人本名叫崔涌,是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副教授。他在美院读了10年书,又在大学教了10年书,还在电台、电视台做了10年主持人,除此之外,他还是戏剧策划人,曾把孟京辉的《两只狗的生活意见》等剧引进杭州。
骨子里,萧寒一直渴望一种更为安静、专注的自我表达。2010年,好像多年的积累突然到了某一刻需要喷发,他去丽江拍了一部小型的独立纪录片《丽江・拉夫斯基》,记录了7个生活在丽江的年轻人、7种人生、7段故事,不同的爱情观、价值观、人生观在此碰撞……
这部纪录片虽然没有进入影院,但在网上获得了600万的点击量。自此,萧寒对纪录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对自己说:“下一个10年,你就把自己交给纪录片吧。”
有人告诉他,有个故事一定会打动人心。讲故事的人是清华大学的老师雷建军,也是萧寒的好友。雷建军了解到,在青藏高原路旁的岩壁上,有藏族人用白色颜料绘制的一个个小梯子。据说,这些小梯子可以帮助人升到天堂,藏族人称之为“天梯”。拉萨有一所登山学校,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一所以培养高山向导为教学目的的学校。珠峰脚下的藏族少年在这所学校里接受完4年训练,方可成为一个合格的高山向导,成为“天梯”。
高山向导是一种危险的职业,他们要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珠峰挑战者服务,铺路、修帐篷、背氧气瓶,有时甚至需要移开躺在路上的登山者的遗体。再牛的登山者,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也无法登顶珠峰。但登顶珠峰的英雄榜里没有他们的名字,99.99%的人也不知道这些高山向导的故事。
高山向导这样的精神和信仰打动了萧寒。“他们非常平凡,却站在世界的高处,给世人留下了动人的故事。他们值得被记录。”萧寒说。
萧寒与雷建军定下了拍摄《喜马拉雅天梯》的方案。他们想记录这些藏族少年的故事,记录在氧气稀薄、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他们身上释放出的温情、欲望、失望、愤怒、勇气……当然,还有梦想。
这是全球范围内首部以超高清4K电影画质完成的极限纪录片,拍摄过程中实现了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将摄影脚架带上珠峰峰顶;第一次在海拔7000米以上的地方进行特殊摄影;第一次将飞行器带上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完成航拍摄影……实际拍摄中存在很多困难,遇到的大困难是高原反应。为了跟拍高山向导的身影,摄制组在珠峰大本营驻扎了两个月,萧寒的助理患上了中度肺水肿,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承受着高原反应所带来的痛苦。“我们把只爬过北京香山的摄影师逼成了登山运动员,他扛着机器爬到了海拔7028米,体重从160斤降到了140斤。”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萧寒感慨万千。
摄制组克服重重困难,以极高的技术难度和极强的毅力,捕捉到了大量极端环境中的自然和人文影像,让终拍出来的画面极具冲击力和感染力。
拍摄伊始,萧寒比较理想化,以为100万元的拍摄费用足够了。当第二个100万元很快花完后,他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坑”,但他还是无畏地跳了进去。当剪辑师终停下手中的工作时,所有人的眼中,都蕴含着复杂的情绪。这部片子拍了4年,拍摄制作费用终达到了1300万元。
2015年10月16日,在众多热门商业电影的围攻中,《喜马拉雅天梯》不仅进入了国内院线,而且获得了千万票房,登上了中国纪录片票房的“天梯”。同时,它还获得中国首届国际纪录片提案大会“具国际传播潜力大奖”,并以中国区第一名的身份入围法国阳光纪录片大会亚洲展,BBC、NHK也都决定购买《喜马拉雅天梯》的版权……
以匠人之心拍匠人
在宣传《喜马拉雅天梯》期间,萧寒再次接到好友雷建军的电话,这次雷建军带来了一个让他心动的故事。当时故宫博物院正值90周年院庆,200多件曾经被深藏在库房里的珍宝,将重回寿康宫。因此,故宫博物院想寻找一支优秀团队,拍摄一部关于故宫博物院文保部的纪录片,记录下该部的各个小组修复文物的过程。雷建军曾拍摄过有关故宫的纪录片《故宫100》,5年前就考虑过拍摄文物修复者的选题,因此便联合萧寒与故宫博物院展开了这场合作。
第一次见到已经闭馆的故宫博物院时的情景,萧寒记忆犹新。那是2015年的春天,北京城内柳絮纷飞,他看着太和殿前空无一人的广场,突然觉得自己与历史从未如此接近。那一天,他要去采访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青铜组的王有亮与高飞师徒,这段采访后来出现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第一集中,片中的旁白是:“古代中国‘士农工商’唯一传承有序延续至今的便是‘工’,文保科技部现在仍然沿袭着师徒制。”萧寒说:“王师傅接受的是传统的修复工序,而高飞是一个受现代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十分关注高科技的修复方法。他们被百年流传的师承制度紧密连接,师父倾尽所有教学生,学生任劳任怨帮师父,那种温情和现代科技的结合特别和谐。”萧寒身为大学教授,对现在社会日益淡漠的师生情有着切身体会,故宫博物院里的这种传承意味浓厚的师徒关系令他动容。
除了传承,萧寒希望在片中表达与探讨的另一个东西是匠人精神。王津修复的铜镀金音乐水法钟,原来的主人是乾隆皇帝,一个小毛病也许就得调上一天或半天,这个过程还得不断重复。王有亮在堆满调色板的工具桌上调配颜色,有时一种颜色要调上一个星期。这是一个不能急的行当,与当下快速的生活观念格格不入。他们的时间感与宫外的人们是不同的,干这行重要的就是坐得住。镜头里,师傅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磨性子。”师父告诉弟子的第一句话也是这句:“只有耐得住性子,才能做好文物修复工作。”
其实对于纪录片也是一样。萧寒说,《我在故宫修文物》也是“磨性子”的成果。在2015年4月正式开拍前,他们用5年时间去做调查,一趟趟地去故宫看文物修复师们如何工作,熟悉人物,光是调查资料就写了10万字。
为了呈现现代化的故宫,萧寒和他的团队在故宫里拍摄了近4个月。师傅们以为他们待几天就会走,但这群年轻人却天天与他们在一起。
与修复的师傅们同劳动、同吃饭、同聊天,这支拍摄团队不仅获得了师傅们的信任,而且与其中的一些师傅成了朋友。故宫博物院严格遵守朝八晚五的工作时间,摄制组却不会在5点收工,只要师傅们不反感,下班后还要跟着他们。
于是镜头里,儒雅内敛、开朗外向、各具特点的修复师们展现了故宫的另一面。因此,一部让年轻人能看得下去的纪录片便诞生了。
让小众艺术进入大众视野
《我在故宫修文物》于2016年1月7日在央视首播,当时并未引起轰动。出乎萧寒意料的是,《我在故宫修文物》在网络上的火爆先是因为“90后”“00后”。萧寒禁不住感慨:“只有真正好的东西才能打动每个年龄层的人,因为人性殊途同归。”
两部纪录片的成功让萧寒意识到,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大众渴望看到那些闪光的角落和游走于主流之外的人的经历。以一双凡夫俗子的眼、一颗入世踏实的心,感受和记录世外之人的故事,是萧寒在纪录片创作中得到的大乐趣。虽然纪录片市场仍然属于小众创作,但萧寒已经渐渐感受到人们对它的期待。他说:“社会越来越浮躁,人们就会越来越渴望真实的、经典的、厚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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