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个政治极端的国家

列车把思念碾碎和着那么多深夜的泪化为这一场即落即寒的秋雨门前那颗丹桂也雀跃不已我百无聊赖般伫立在曾经送别的路口目光随意游离定不会有人看出我涨潮的心离别是一种常态而频繁的相聚却不是我把我的欣喜费力收藏以便日后漫长的时光里一点点缓缓释放无数个浸满相思的日子我低调的回忆低调的憧憬低调的忘记了生活中应有的欢腾只为了来静守这悦耳的片刻轰鸣

日本是一个政治极端的国家。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洋洋百余万言,谈到了许多国家,如美国军事上的强大,英国式的民主,意大利法西斯的兴起,北欧各国的福利,等等,但谈得多的还是日本。他对日本的看法既富有对历史回望时散发出的沉重,又充满着面对现实时因企盼中日友好而萌生的放心不下。由于他对日本的看法来自于他和日本的直接接触和长期思索,因此,他的回望是有分量的,他的放心不下是值得沉思的。

政治极端:可怕

在张学良眼里,日本是一个政治极端的国家。国民对天皇的崇拜极端,一人统驭万民;军部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极端,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军人控制国家政治的手段极端,暗杀如家常便饭;训练国民的方法极端,“日本没有老百姓,全是军人”。这些看似感性的看法,实际上含有一定的法理层面的认知。

“根据法律,天皇是陆海空军大元帅。”“那时候的天皇他有力量。”张学良所说的法律,是指日本于1889年制定的明治宪法。明治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和巩固了近代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专制政体。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总揽统治权”、“统帅陆海军”。天皇的权威具有绝对的至上性,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立法、司法、行政、军事、外交等无所不包。所以,张学良说“那时候的天皇他有力量”,力量大到一切权力独揽。“天皇制是一种机构,是绝对主义的国家机构。”绝对的国家机构必然导致国家政治的极端化。以明治宪法为标志,近代日本极端的政治结构和极端的伦理结构完成了体制化和法制化,为日后日本走向各种极端奠定了制度基础。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提到天皇的话只有这么几句,但这几句话是他对日本看法的核心理念,他对日本的其他看法都以此为中心而展开。

在天皇专制政体中,天皇的军事统帅权尤为突出,国家军队由天皇统帅,这不仅确立了天皇是日本高军事独裁者、军队非国家化,也确立了军人在国家中的特殊地位。由于具体指挥军队的军部直接对天皇负责,军部也逐渐获得了次生的独裁地位,享有在国家决策中明显高于其他政府各部门的特权。张学良说:“那时候,日本的军人在宪法上的权力太大了”,“根据法律……陆军参谋总长可以不经过政府,有直接上奏权,内阁不能问”。天皇的高统帅权与军部的特权上下结合构成了近代日本极端的军事专制政体。在这种体制下,军人的权力急剧膨胀,一直膨胀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都被军人所控制的程度。张学良感叹:“日本,到我说的那个时代,无论什么人组阁,如果军人不同意,那内阁组不成。”

张学良与日本接触多的时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而这个时期正是日本国家政治在军人的操纵下走向登峰造极的时期。对外,扩张加剧,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发展到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对内,推行“铁血”政治,血腥镇压反战力量,对不同政见者实施恐怖暗杀。1927年4月,日本军阀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内政形态进入恐怖化阶段。“日本陆军部的人事局局长也是一个中将……他在他办公的屋子,一个日本的中校,拿出剑来把他刺死了。……日本军人狂妄到什么程度,他很有地位的人,等于咱们国防部一个次长一样。这个人很好,很稳健的。大概也是与中日关系有关系。”“他把自己的长官都给杀了……那你还说什么?他对国内如此,那对国外他想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日本军人的狂妄将日本极端政治的残酷性发展到极至,对内部不同政见者的恐怖,对邻国的凌辱,内外两条线平行恣肆、互相映衬、内外相促,使日本政治的极端性统一于一个整体,发展到了极限。

随着军人在国家中地位的上升,日本军队的数量直线上升,庞大的军事开支超出了国家所能负担的能力。20世纪20年代末,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日本也遭遇“昭和恐慌”。时任内阁陆相的宇垣一成,顺势以裁军为名,实行“以质量换数量”的假裁军,组织退伍军人训练在校学生及社会青年,将日本引向了社会控制军事化的“总体战”体制。张学良对此有独到的见解:“日本没有老百姓,都是军人,到了年龄就是预备军人,往上去就征兵到了军队了,到军队当上两年,下来以后就叫后备军人。从预备军人开始时就受军人训练了,所以日本都是军人。”“整个国民都在军人手里。”宇垣裁军实际上是日本政体走向军事独裁化的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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