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思愁各有泪寄处怎敢把歌弃犹记童谣照明月多少佳句向宫宇,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双向六车道的西延高速路将西安至延安的距离缩短到4个小时以内,公路两侧的黄土高坡经过近几年的人工和飞播造林,已是绿树覆盖、满眼苍翠。

自古晚风吹行舟复来秋最是离人盼此时
添思愁各有泪寄处怎敢把歌弃犹记童谣照明月多少佳句向宫宇
……而今鬓白赋诗章一笔皆是当年若是华年不记事共举杯中秋年年有阴晴犹未知此时明月别样圆天涯若比邻

70多年前,这条长达几百公里、黄土飞扬的陕北高原之路,自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行经,他们步行七八天来到延安,有的人怀揣一本《红星照耀中国》。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中国共产党完成历史壮举“万里长征”后的落脚点——陕北。他与毛泽东在窑洞里彻夜交谈,明白了这个在蒋介石眼中是“土匪”的政党和军队,怎样带领中国人一步步争取民主自由,并把这段经历写成《红星照耀中国》。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这是中国现代诗人何其芳笔下抗战时期的延安景象。

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6万人。仅1937年至1938年一年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就接待和向延安输送青年2万多人。

白求恩、巴苏华等支援中国抗战的外国友好人士也来过这里。

延安到底有何奥妙?着名爱国华侨陈嘉庚的对比颇具代表性。1940年陈嘉庚回国考察抗战情况,先后到了重庆和延安,中国这两个政治和军事中心给他留下深刻但截然相反的印象。

在重庆,陈嘉庚看到,男长衣马褂,满清制服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鞋红指甲;行政官可私设营业,检察院不负责任;政治办事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

而在延安的短短八天,陈嘉庚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是平等。陈嘉庚回忆说,他到毛泽东住所正遇南洋学生到来,不敬礼便坐,决无拘束;还有一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举办母校成立周年会,抗大学生要表演球赛,一位学员当场邀请在座的朱德上场打球,朱德二话不说脱掉外衣便与学员奔抢。

二无苛捐杂税。地主要“减租减息”,农民要“交租交息”,工人、农民均负担合理的国家赋税。

三是实行民主政治,即“三三制”,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边区还建立了回民自治区。

“中国共产党倡导施行的这几项政治、经济、民主政策的重大改革,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以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为主要构成的‘中间势力’,服从抗日救国图存的大局。”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杨延虎说。

正是看到这些,陈嘉庚由一个坚定的“拥蒋派”变为“拥共派”。

考察结束回南洋途中,陈嘉庚路过缅甸仰光,在当地华侨的欢迎会上,他大声疾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You may also like...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