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克保证会在5点前把弗朗西斯送回来,并处罚金20万元【www.4008.com】

塔斯克保证会在5点前把弗朗西斯送回来,并处罚金20万元【www.4008.com】。河南省唐河县移民局局长柳皓利用职权大肆索贿受贿,与他人合伙在石柱山上修了五座庙宇,其办公室、家中也供奉着佛像。近日,河南省南阳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依法判处柳皓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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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劳动节那个礼拜六的早晨,美国芝加哥郊外的埃尔姆赫斯特,82岁的弗兰克・塔斯克蹒跚地走出家门。他开着车,往西北方向走了15分钟,来到他48岁的儿子弗朗西斯居住的集体宿舍。除了弗朗西斯,那里还住了另外5个男人,他们都是发育性残疾患者。
那天值班的是戴维・克拉克,跟塔斯克一家相熟已久。
“你怎么今天来了?”克拉克有些惊讶地问。
通常来讲,塔斯克每个礼拜天才来接他的儿子回家吃晚餐。“妈妈想看看儿子。”塔斯克答道。那是个节日的周末,临时更改行程并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塔斯克保证会在5点前把弗朗西斯送回来。
大约一小时后,塔斯克开车来到位于伍德里奇的另一栋集体宿舍,住在那里的是他的大女儿,57岁的玛丽―她同样是发育性残疾患者。塔斯克告诉那里的工作人员自己的妻子琼病得非常厉害,很想见见女儿。琼时年82岁,由于严重的关节炎常年卧床不起,需要接受家庭临终关怀照料。
塔斯克带着孩子们回到家中,在那里,弗朗西斯和玛丽与另外两个健康的女儿葛瑞拉和芭芭拉一起长大。抚养两个生病的孩子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负担。他们均被诊断为智力不足,依据不同的评判标准,分数仅徘徊在7分至45分之间,但绝大多数时候不超过20分。弗朗西斯完全不具备语言能力,且不时癫痫发作,去洗手间都需要有人协助。玛丽可以讲一些简单的单词,但依旧需要别人帮忙穿衣服,喂饭,以及完成其他基本的生活技能。直到1990年代,塔斯克和妻子琼都一直在家中照顾这两个孩子,直到他们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无以为继。
那天晚上6点33分,照顾琼的义工离开后,塔斯克给克拉克打去了电话。“我想让你帮个忙,给我的女儿葛瑞拉打电话,”塔斯克说,依照克拉克提供给警方的笔录,“她住在威斯康星,这是她的电话号码。告诉她,在埃尔姆赫斯特有4具尸体。我刚刚杀死了弗朗西斯、玛丽和琼,现在我正打算自杀。”
“不要,塔斯克先生,求求你别这么做,”克拉克在电话里恳求道。他已经下班了,跟家人去了一小时车程外的迪卡县,不可能有时间赶回挽救什么。“不要,求你了,先生。”
“我会说到做到,”塔斯克挂了电话。克拉克给葛瑞拉打了电话,后者立刻报了警,随后他又试图给塔斯克再打电话,但无人接听。根据电话答录机记下的克拉克留言,他要塔斯克挺住―不要伤害自己或任何人。
警察赶到的时候,塔斯克已经用一把38口径史密斯威森左轮五发式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扣动扳机前,他在自己的头上裹了毛巾―他也同样为弗朗西斯、玛丽和琼这么做了―他的身体以跌落的姿势躺倒在卧室的地板上,身边是他死去的妻子和儿子,女儿则是“坐”在客厅的躺椅上。
自杀前,塔斯克小心地整理了家人的尸体。他将弗朗西斯和琼的双手交叉放在胃部处,还找回了手枪射出的四个空弹壳―一枪给玛丽,一枪给琼,两枪射向弗朗西斯―并小心地存放在一只白色的塑料废纸篓里。塔斯克的钱包在客厅的桌子上,一些重要的文件已经整理好放在主人卧室的衣柜上,省去了警察和幸存的家人早晚都要寻找它们的麻烦。
验尸官理查德・乔根森博士几小时后赶到,对发生在这种普通家庭的惨剧深感震惊。“那里看起来就像我自己的家,”几个月后他这样告诉我,“就是平常的家人间相亲相爱的家庭。”乔根森说,只要看一眼就知道琼病得非常严重。“我无法想象这个家庭是如何熬过五十多年的,”他说,“我后来跟好几位家庭成员交谈过,所能感受到的跟我在现场一样,只有满满的爱意。”
大家长也会衰老
塔斯克是个高大的男人―6尺1寸重―很有存在感。他参加过朝鲜战争,后来从爱迪生国际公司线务员的岗位上退休。他还是个热心的绿湾包装工队球迷。在邻居口中,他是个大家长般的人物。有新的人家搬来,他总是第一个前往问候,送去在超市买的蛋糕,因为他明白人多少都会有艰难的时刻。邻居们承认有时塔斯克很顽固,容易发脾气,但他们更愿意将此看作是他独特的魅力。琼则瘦小得多,很安静,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她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从不抱怨什么,即使在她病到很重以后。
随着塔斯克的年纪越来越大,他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忙前忙后了,住在几条街外的比尔・米勒在过去32年来常常来他家帮忙。米勒亲眼看着弗朗西斯和玛丽是怎样与正常的孩子越来越不同,看着琼的病情一步步恶化到完全需要别人照料。塔斯克曾饱受坐骨神经痛的困扰,但好在后来有所减轻。他和比尔一起讨论过要给家里的楼梯装一副电子升降机,但一切都还没来得及投入实施。
虽然塔斯克全身心地为孩子们奉献着,但他偏爱的还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每周都至少要去探望弗朗西斯一次,开车带他兜风,带他回家吃晚餐或者带着蛋糕去集体宿舍,以便跟工作人员还有其他病人一起享用。弗朗西斯很喜欢巧克力,也喜欢出门,喜欢割草机发出的声音,或者摘一些花,在手指间不停玩弄它们。他比患病的姐姐更加自闭,总是喜欢静静地待在一边看别人,然后才决定自己是不是要加入其中。
“他们对我们有很高的期待,这很正常。”雷・格雷厄姆协会的负责人基姆・策勒告诉我。自1994年以来,她在这个机构的多个岗位上工作过,在弗朗西斯和玛丽被送进集体宿舍很久之前,就认识了塔斯克。“我们当然留意到塔斯克先生在谈及照顾家人时会有些偏执,他为自己的孩子们投入了所有精力,”她说,“他希望我们保证,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能很好地应对。”
听完塔斯克的故事,很容易设想这对夫妻面对的以及将要面对的,是如何照顾弗朗西斯和玛丽迫在眉睫的危机。过去十年里,对生活在集体宿舍的发育性残疾病人,美国的很多州都有一份长长的等候名单。如果他们的父母或者看护人在去世时未能对孩子的将来做出安排,那么州政府将担负起照顾他们的责任―这意味着,他们有时会被紧急安置到集体宿舍,有时是疗养院,有时是设施极其简单完全无法满足期待的住处中。
然而,塔斯克不同。他早早为自己的孩子们做了各方面的准备。规划身患残疾的孩子未来需要面对的几乎令人生畏的复杂的财务手续,并为此投入大量精力及寻求他人协助。家人可以选择设立一种特别的信托基金―医疗豁免服务,以及“后死亡保险”。重要的是提早规划。就像塔斯克曾经说的:早在弗朗西斯和玛丽还住在家里的时候,他们就参加了雷・格雷姆的日间项目。当塔斯克和琼的年纪渐长,他们已经用医疗豁免服务、私人医疗保险及附加保障收入,一起为家人建立了永久性保障。
“他们做了所有该做的,”策勒说,“他们仔细地规划了一切,以确保弗朗西斯和玛丽能够拥有得到全面保障的未来。”
所有的家长都会担心一旦自己去世,孩子要怎么办的问题,这种恐惧在身患残疾的孩子的父母中变得更加艰难、孤立无援,以及如影随形。因此,塔斯克希望孩子能死在自己之前的想法其实很普遍。上世纪80年代,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残疾与人类发展部门负责人塔玛・海勒,就在全州进行过一项研究,调查随着父母的年纪渐长,而自己的孩子却身患残疾时,该如何应对。她至今都记得有一位父亲说,我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比自己早死四分钟。“在场的所有人都表示同意,”海勒告诉我,“我对此非常震惊。”
梅・坦纳姆・卡尼是华盛顿的财产规划师,她承认对孩子残疾的父母来说,面对自己可能的早逝是极其困难的状况,担忧主要来自于“有谁会像我这样细心地照看我的孩子呢?”卡尼自己就有一个智力残障的女儿,在十几岁时就经历过两次换肾,好在如今的状况已经大为改善。在她黑暗的日子里,她总是控制不住想象自己和女儿两人就像《末路狂花》里的塞尔玛和路易斯,才能暂时松口气。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家长都需要面对自己的控制欲。即使是像塔斯克这样早早做好了细致规划的家长,有时也难保不走上歧路。近几年,全美32个州削减了资助智力及发展障碍残疾人的补助。在伊利诺伊州,州长布鲁斯・劳纳提出了一份预算案,将大幅削减对临时看护的投入。之前,一些符合资质的看护人会临时协助有残疾患者的家庭,这样家人就可以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处理亟待解决的事。对于深陷困境的家庭,如果没有这些帮助,日子显然会更加艰难。
仅从数字看,状况只会越来越糟。在美国,大约有500万人有各种程度的智力及发育残障,其中约71%的人在家中由家人照看。而在这71%中有25%的人―超过86万人―是和年纪超过60岁的家人一起生活。美国规模大以及历史为悠久的,为智力残障群体发声的组织Arc的调查表明,约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对未来完全没有规划。Arc主席彼得・贝伦斯告诉我:“要让政府系统来担负起这么庞大数字的残疾患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杀死所爱之人
在一些案例中,智力残疾患者还会对家人的安全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马里兰州的精神病医生兰斯・克劳森是治疗儿童智力残疾的专家。他告诉我,他曾经提供治疗的一个家庭中,儿子不断伤害家人,即便如此家人也不愿意将他送走。终,在年迈的母亲接受手术治疗后的恢复期间被生病的儿子推倒在地上后―非常不情愿地―才选择了家庭护理。安德鲁・所罗门在2012年出版了影响广泛的《爱你不完美的孩子》一书,将目光对准了有特殊儿童的家庭―从神童到孤独症患者,到唐氏综合征患者―其中提及有一对父母的家人建议他们杀死自己的孤独症孩子,如果他们决定这样做,那么其他家人都会提供必要的协助。
唐纳・科恩是南佛罗里达大学研究谋杀―自杀议题的教授及心理学家。她指出,那些会杀死自己伴侣或者孩子的人―在临床上被称为“杀死全家”―通常具备三种特征。首先,凶手自己常常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比如说人在上了年纪后容易表现出抑郁、焦虑,以及在长期的照看生活中感觉筋疲力尽;其次,凶手常常具有控制型人格,以及对杀人对象有异常亲密的情感连结。尤其是男性,不少都有在军队服役,从事法律,或者像工程师这样依赖控制的职业;第三,凶手之所以会犯下罪行,是因为他们觉察到“那种关系正面临不可遏制的威胁”―伴侣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或者其他导致失控的隐形因素。弗兰克・塔斯克的状况完全符合科恩的这三项标准,尤其是在琼病得越来越严重之后。对于后的自杀行为,科恩认为:“这完全不是出自于爱,而是出于抑郁以及绝望。”
Arc的主席贝伦斯曾听过不少“让残疾人安乐死”的故事。“你毫不费劲就能找到很多父母或者其他看护人杀死他们所爱之人的案例,”他说,“这绝不是正当杀人。他们自己本身就受到精神类疾病的困扰。他们是罪犯,是凶手。无论他们面对的是怎样严峻的挑战,都不能为他们的这种行为找到正当的理由。”贝伦斯同时指出,媒体在报道类似故事时,在无意中似乎流露出了这种行为是可以被接受以及理解的。“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价值,这种想法是极大的偏见,”他说,“或者说,认为让他们死去比继续活着要好。”
在塔斯克杀死家人的凶案现场,警方随后相继在他的家中搜出了10种枪支。其中3把枪存放在地下室的天花板上,它们是:毛瑟8毫米98型步枪;Excel牌20号猎枪,以及一把没了枪托的手动单发步枪。在主人卧室,警方找到了一把小型北美军队0.22英寸口径手枪,以及一组全新的编号为783935的手铐。在楼下的工作室,还有各种类型的弹药。警方的报告显示,琼和玛丽很可能是一枪毙命的,“就像突然打开的照明开关那样”。弗朗西斯则身中两枪,一枪从稍远的地方射出,另一枪直接用枪口对准了他的太阳穴。报告的说法是,他的伤口“是致命的,但又非即刻毙命的致命”。
塔斯克的邻居都知道他有枪,虽然并不清楚他究竟有多少。住在附近的佩琪・贝比亚回忆,有一次他们的社区受到浣熊的困扰,当捕捉器都没办法起作用时,塔斯克曾开玩笑般地提到他可以立刻抓起枪解决这个问题。这并不是什么令人大惊小怪的玩笑话―其他住在这里的人也有枪―尤其是对一位前海军陆战队队员来说。
塔斯克很少谈起他在朝鲜战争期间的经历,但很多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塔斯克夫妇认为,正是这场战争导致了弗朗西斯和玛丽的残疾。“琼认为,在战争期间一定在塔斯克身上发生过什么,”基姆・策勒告诉我,“我记得曾和她谈过这个问题。琼说,你知道,他们在越南战争中使用了橙剂―她猜测在朝鲜战争中,塔斯克或许也有过类似的经历。”雷・格雷厄姆机构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记得在多年前,塔斯克本人与他谈及过类似的话题,他总是不停怀疑是在服役期间遭到了某种隐形的侵害。“我想他一辈子都活在这种猜测里。那位工作人员说。
杀戮发生后,雷・格雷厄姆的社工跟弗朗西斯还有玛丽的室友进行了谈话,以帮助他们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并试图安抚他们。在伍德里奇的集体宿舍,玛丽在自己的房间挂了一张父母的肖像画。当她的一位室友知道悲剧后,第一反应就是指着那幅画像痛哭着高声尖叫:“把它拿下来!把它拿走!”
在弗朗西斯的集体宿舍,状况更加糟糕。“这里的人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戴维・克拉克告诉我,当我问及情况有没有在事件过后9个月有所好转时,他停顿了片刻才说,“真是非常的艰难。”
弗朗西斯的室友―同样没有语言表达能力的残障者,你或许会认为他根本没有办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在雷・格雷厄姆的工作人员凯莉・桑姆告诉他此事后,立刻就哭泣了起来。“他无法理解事件的细节,”桑姆说,“但他明白发生了什么。”第二天,她开始不断接到宿舍里其他语言表达能力稍好的患者的电话。“我总在担心弗朗西斯身上发生的一切,”有人告诉桑姆,“我需要给自己的父亲打个电话吗?告诉他在他来看我的时候,我一切都好好的。”
谋杀就是谋杀
复活节后的几天,我去了玛丽曾经生活过的伍德里奇。那天下着雨,但这栋一层的农场式样的房屋在一片阴郁中仍显得生机勃勃,房子前面蜿蜒的走道上依旧摆着复活节装饰,一直延伸到大门口。工作人员并不提前知道我的到访,但那里的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6位女士正在公共厨房里吃饭,从电视房可以看到大片院子,卧室和浴室则在另一侧。我只是在门口看了看―并没有走进去,那间玛丽和她的室友曾经住过的房间。那是一间有独立浴室的两居室。(1999年,在玛丽搬进集体宿舍的几周前,塔斯克每天都让玛丽和室友两人一起吃午餐,以确保她能够慢慢适应那里的生活。)
一位工作人员给我看了她手机里的照片,在上个周末,大家聚在一起画了复活节彩蛋。接着她拿出了一本贴着旧照片的剪贴簿,刚翻过几页,就出现了玛丽参加户外活动或者郊游时留下的影像―她身材高大,深色皮肤,摆出双手举在身前的姿势。我多少有些惊讶的是,她看起来是那么苍老。当人们想到那些智力残疾患者时,总是浮现出幼儿般的画面,有时很难相信他们的57岁就是我们的57岁。你一眼就能看出玛丽跟普通人不同,但她看起来很开心。
接着,我去了玛丽每周都会参加的日间项目。那是由雷・格雷厄姆拥有的开阔地。后方是一座谷仓,养着鸡、鸭、山羊、猪和火鸡,附近还有一个马厩,饲养着用于室内及室外骑马治疗的马匹。附近,3位男士正在专注地玩着室外滚球,用卷尺细心测量着身下的距离。厨房里,一些人正准备开始烹饪,另外一些人则聚拢在桌子前涂涂画画着什么。
房子里有一个甚为安静的房间,从巨大的玻璃窗可以望向草坪,那是玛丽喜欢的地方。她在这里会做些什么呢?我问。“看杂志。桑姆说,脸上浮出一丝微笑。玛丽很喜欢读杂志,所有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她尤其喜欢刊登着婴儿照片的杂志,会指着照片说:“孩子,妈妈。”她也喜欢动作片和音乐。当她看到你并且喜欢你的时候,会把你的手抓在手里。“她喜欢有把手的椅子,”在望向房间的时候,基姆・策勒说,“那里是她觉得舒服的地方。”
这正是她死去时的姿势:在一张简易的棕色皮革扶手椅上。“她的膝盖上放着一本杂志,”验尸官科恩的报告里写道,“好像在射击发生时,她正读着杂志。”
5月下旬,芝加哥郊外的邵姆堡―就在离塔斯克一家居住的埃尔姆赫斯特不远的地方―55岁的邦妮・丽兹试图杀死她28岁的领养女儿考尼特,以及自杀。她正经历着癌症的折磨,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而考尼特则因为大脑麻痹症导致智力发育不全。丽兹将过量药片捣碎,加入考尼特的喂食管,然后自己服下了相同剂量的药片。“我不能留下自己的女儿,”她在一张字条上写,“如果我先死了,她该怎么办呢?”考尼特真的死去了,而丽兹被抢救了回来。
此后,丽兹被控一级谋杀罪,但她选择不认罪。如果判决成立,她将面临终身监禁。在2011年伊利诺伊州废除死刑前,检方律师甚至可以对她提出死刑指控。如果塔斯克活下来的话,他将面临的是相似的指控。“如果证据就摆在那里,我们能够证明他亲手杀死了三个人,不管他多大年纪,都会被起诉,”杜佩奇县的州检察官罗伯特・柏林告诉媒体,“绝不会有任何豁免:谋杀就是谋杀。”
每年3月,都有一些社会组织为被家人杀害的残疾患者默哀。“自闭症自助传播网络”(Autistic
Self Advocacy
Network)的报告显示,过去5年间,有超过90名残疾患者遭到亲人杀害。根据全国残疾人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Disability)的研究,对这些凶手的量刑大多相对温和,由于政府无法为残疾患者提供更为全面的保障,他们本身也被视为是受害者。但这个借口并不适用于塔斯克的案例,同样也不适用于丽兹:由于身患癌症,丽兹在早前就被催促将考尼特送往看护机构,但她拒绝了,认为政府无法为她的女儿提供周到的照料。“在绝大部分案例中,都跟是否能获得照料本身没有关系,”来自上述残疾患者组织的主席阿里・尼阿曼认为,“处理抑郁情绪是非常棘手的,很多人都迫切希望得到社会机构的支持,但那不意味你可以杀死自己的孩子。”
2009年后,美国将杀死残疾患者的犯罪行为归入仇恨犯罪,但仇恨犯罪的概念却很难与这种行为本身达成一致―凶手的妄想与抑郁―通常被视为是出于爱与同情。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邦妮・丽兹或者弗兰克・塔斯克呢?我们可以―或者说应该―将他们区别对待于像凯伦・麦卡侬这样的凶手吗?伊利诺伊州的麦卡侬亲自夺去了3岁孤独症女儿的生命,并试图隐瞒自己的罪行,终获刑36年。或者,可以将他们区别对待于像凯莉・斯台普顿这样的凶手?斯台普顿来自密歇根州,试图杀死她具有暴力倾向的14岁孤独症女儿。又或者是尼亚・帕勒这样的凶手?4月时,她故意将丧失语言能力四肢瘫痪的21岁儿子独自一人留在费城公园的树林中长达5天,只在他身边留下一本《圣经》,而自己却前往拜访位于马里兰州的男友。
“我们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大量对此类事件表示同情与理解的信件。丽兹的律师托马斯・格拉斯在9月时如此告诉我,甚至有陌生人给她寄来金额高达1万美元的债券。
“每个打来电话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理解这种孤独、绝望,以及被完全抛弃的感受,”格拉斯说,“那些没有孩子的人会这样告诉我‘谢天谢地,那不是我或者我的家庭’。”
塔斯克幸存的两位女儿葛瑞拉和芭芭拉拒绝了我的访问。但在凶案发生当晚,葛瑞拉告诉警方,她的父亲是“道德高尚的人”,一直以来都悉心照顾着她的哥哥与姐姐。第二天,有邻居碰见葛瑞拉,记得她说“我的父亲是世界上勇敢的人”。几天后,葛瑞拉向媒体表示,她相信父亲的行为是“出自于对孩子的爱”。在拒绝我访问的邮件中,她称自己的父母是“真正了不起的人”。
令人困惑的是,在这样的事件中刑事司法体系并不能解决问题―或者说在道德上,我们其实明白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谋杀就是谋杀。弗朗西斯的残疾室友出于直觉就能懂得这一点,但即便是戴维・克拉克,亲自接到塔斯克那通致命电话并亲自照顾着弗朗西斯的人,都不愿谴责塔斯克的所作所为。
“现在回想起来,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多地做些什么,或者说些什么”,几个月前他这样告诉我,这是认识塔斯克的人们共有的想法,“他们是一个相亲相爱的家庭,那才是媒体应该报道此事的方式。没有人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发生,那些真正知道原因的人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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