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整理与文学批评,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资料整理和研究

随着当代文学的学科建构意识的强化,资料整理和汇编在近些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过去不被视为“学问”和“成果”的资料整理,仿佛一夜之间成了“有学问”和学问“扎实”的标识。不仅坊间已有多种作家研究资料和文学思潮资料汇编问世,而且据我所知,还有大规模的资料汇编和年谱编纂正在推进之中。资料整理在学术积累上的价值是毫无疑问的,但在热潮之中多一些理论层面的反思也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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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这里特别提及的是程光炜先生前些年以“‘资料’整理与文学批评”为题所做的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资料’整理可以看作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本身所包含的‘批评性’是无可置疑的”;“‘资料’整理不单是收集‘客观’事实,它很大程度上是以‘批评’的方式参与了‘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建构”。在这里,程光炜提出了一个颇有新意的命题:作为“文学批评”的资料整理。程光炜认为,和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一样,资料整理同样是一种“有意味的叙述方式”,“反映了编选者整理、压缩或扩充历史想象的叙述意图,代表着他‘重构历史’的大胆想法”。
我之所以认为程光炜是从理论层面而非一般的技术层面上讨论资料整理工作,是因为这一命题质疑了过去把资料视为“客观”和“稳定”知识的预设,是对资料整理工作的“历史化”,这与近年的当代文学研究对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的“历史化”工作一脉相承;将资料整理视为“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资料整理和文学作品、文学批评、文学史叙述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语境的印迹。对这些印迹的追踪和描述,可以作为一种文学史研究视角,将不同时期的资料汇编作为工作对象,来分析文学观念、经典作品、重要作家和文学制度的变化。
与此同时,还可以借助这一命题对资料整理的成果进行反思。在同一个演讲里,程光炜还讨论了近年来出版的一些“资料丛书”的选目情况。他认为,这些“资料丛书”出于对“文学性”的强调,正有意无意地将过去作为文学史研究重点的“文艺思潮”边缘化。其结果是,看似文学作品的位置在资料汇编中越来越突出,但由于“集聚在它们周边的文学制度、文学成规、读者反应、文学与社会关系、历史转型和精神阵痛等等”被逐渐淡化,抽离了语境的文学作品会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
不过,如果仅仅将这一命题理解为是对资料整理工作的挑剔,可能就完全误会了提出者的初衷。程光炜在演讲中反复申说自己不是反对“语境化”的存在,也不是为了评说现有资料整理工作的短长,而是希望编选者能就资料整理做出“令人信服的交代、说明和讨论”。我认为,如果将这一命题稍做转换,将语境化问题转换为资料整理中的语境意识,或许资料整理者可以在对自身语境有效反思的前提下,在资料选目时主动地去“重建”文学作品的“语境”,比如尝试通过选录“集聚”在作家作品“周边的文学制度、文学成规、读者反应、文学与社会关系、历史转型和精神阵痛等等”相关资料,让作家作品出现在更为立体和丰富的历史场景中。
接下来我想结合手头正在编选的《朦胧诗研究资料汇编》简要谈谈我对资料整理中的语境意识的理解。目前“朦胧诗”研究领域权威的资料汇编是姚家华先生编着的《朦胧诗论争集》,学苑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本汇编几乎将当时“论争”中的重要文章“一网打尽”,其文后所附的资料索引也相当详尽。但如果从上述的语境意识重读这本资料汇编会发现,由于“姚本”十分重视显在的“论争”,所以留下不小的空间。
比如一直聚讼纷纭的“朦胧诗”与《今天》及同时期“油印刊物”的关系问题。“姚本”后记中提到,“朦胧诗”论争的首篇“正式见诸报刊起于1979年10月《星星》创刊号发表的《新的课题》”。这个判断大致不差,但问题是《新的课题》的“起源”是什么?除了公刘在文章里大篇幅讨论的顾城,究竟还有哪些文学现象很快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朦胧诗”论争?对此,公刘在文章里很含糊地提到了“现今北京街头张贴的某些油印刊物”――而这是“朦胧诗”论争的重要“周边”。我在编选《朦胧诗研究资料汇编》时,将有关《今天》的部分资料也选入书中,将评判的权利和机会交给读者。这些资料包括以下三种:一是由北岛执笔的《今天》的发刊词《致读者》,这个发刊词近年广被引用,但很少有人看过全文。二是发表在《今天》上的三篇批评文章,分别是辛锋的《试论(今天>的诗》、徐敬亚的《奇异的光――诗歌读痕》和洪荒的《“新诗”――个转折吗?》。辛锋的文章是第一篇分析《今天》诗歌作品的批评文章;徐敬亚的文章发表时间比他后来的名文《崛起的诗群》早了四年,从两篇文章的对比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徐敬亚本人对《今天》定位的调整和当时的诗歌观念的变化;洪荒的《“新诗”――一个转折吗?》面对“西方化”“背离民族传统”的批评,这篇文章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看法,足以改变很多人对“油印刊物”的一般认识。三是曾在《今天》连载的“诗人谈诗”。当时公开出版的《诗探索》和《福建文学》先后都发表过类似的诗人自道,《今天》上谈诗的诗人名单和后两者有所不同,谈论的方式也有差异。
与“油印刊物”有关,我这次还选入了黄翔的《致中国诗坛泰斗――艾青》。这篇文章在当代文学史上一直“神龙见首不见尾”。有学者转引过其中一些夸张的措辞:“你还活着的时候把你的牧歌送进火葬场”,“必须把僵尸占据的地盘空出来”,却不知道黄翔在文中也说了这样的话:“你只属于你的时代,在你的没有太阳的年代,你是你时代诗歌的太阳”,以及“首先你是人,出色地配称‘人’的称号的人,你是属于你的时代的诗人,这就是我们公证的尺子。但是‘艾青’代表不了我们!”若仅从前面的夸张措辞看,似乎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极端,简直与人身攻击无异,但黄翔写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想告诉艾青:“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我们完全有信心宣布,你将是失败了的老师,我们是胜利了的学生!”一句“老师”和“学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艾青在当时一般文学青年中的形象以及在他们的文学启蒙时期所起过的作用,“地下诗歌”在观念上的限度和“朦胧诗”论争时期的不同世代作家之间的复杂竞争关系。
上述资料“姚本”没有选入,原因是“姚本”“所收文章都是在各种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过的”,但“姚本”也没有收录《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关于的自我批评》一文。徐敬亚的这份检讨发表时的“规格”很高(《人民日报》1984年3月5日以加“编者按”的方式刊载),也是一份20世纪80年代已不多见的公开检讨。从重建语境的角度看,这份检讨完全可以算作“朦胧诗”论争的重要文献:它非常直接地呈现了“改革”中的文艺制度,也是当时朦胧诗倡导者的真实生存处境――这不只是一场纸面上的“论争”。从这篇文章的题目、徐敬亚在文中的语气以及自我批判的逻辑,都可以看到他们倡导朦胧诗时所面对的权力话语的状况和他们为朦胧诗辩护的理论勇气。
同样是出于重建语境的考虑,我还将下面这些“读者反应”选入了《朦胧诗研究资料汇编》。首先是不同地域的反应。比如在当时处于“开放”前沿的广东,在“三崛起”中的每一篇发表之后,都采用过“座谈会”“诗会”的方式进行过批判,会后还多次在《作品》《花城》上以“纪要”和“讨论专栏”发表“反面意见”。二是不同空间的反应。一般文学论争主要发生在文学类的报刊杂志上,“朦胧诗”论争则不然,在当时的大学中文系里,相关讨论一直热火朝天,而且火药味很浓。这些情况只需要读一读黄子平整理的1980年10月30日《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诗歌组讨论“朦胧诗”》,以及月亮等整理的1981年4月18日河北师院《中文系讨论“朦胧诗”》就可以略知一二。这些资料当然不是什么重要的名作,但它们真切而又十分经济地记录了非常具有现场感的“读者反应”。只需要读上几段,就可以直接感受到当时论争的广泛和激烈,特别是能意识到当时的参与者及其观点并非只有“双方”,而是由文学界前辈、专业批评家、中文系大学生和普通读者构成的众声喧哗的“多方”。
限于篇幅,以上仅仅是我编选《朦胧诗研究资料汇编》的部分心得和考虑。将这些不成熟的心得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方面是预告这本书的部分编选内容,另一方面也盼望学界在以后的资料整理中多些理论思考。在理论层面对资料整理工作进行反思,并不是“向行动者宣判,他是身陷在一个严格决定论的铁笼之中,而是要向他们提供一种解放和唤醒意识的大有潜力、大有希望的手段”。

祝贺史料研究中心的成立。相信中心的成立,对当代文学史料整理和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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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研究文学史的,自然要阅读、处理各方面的庞杂材料。也编过供教学用的当代文学史料选,编过《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的当代卷,但没有专门做过史料整理、研究工作,对这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说不出什么来。这里只是提一点建议,就是在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上,史料整理和研究还做得不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今年年初,在一篇谈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关系的文章中,我引了张旭东的一个说法:俄国文学第一次提出“如何走向世界文学”的问题。如何在自己的文化中做世界的同时代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界历史时间差及其克服的问题。俄国文学这个问题的提出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文学来说,这个问题贯穿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并延续到今天。渴望创造“当代”的时间,在我们这里,既是一种文化心理,也是实在发生的文学现象。
在与世界文学关系的史料整理和研究上,“现代文学”在这方面有深入开展,包括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流派、文类、具体作家作品等。十多年前,严家炎先生曾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共11卷,分别讨论宗教、世界末思潮、科学、现代都市文化、浪漫主义、抒情写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可以看出都是从思潮的方面来检视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化的关联。不过它们大多是处理20世纪前半期,当代文学部分涉及尚不充分。
如果站在当代文学研究的“立场”上,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资料整理和研究,或许可以做“外部”和“内部”的区分。所谓“外部”,指的是将外国文学研究作为独立学科,不直接处理外国文学研究、译介与中国当代文学建构的关系;研究者也主要是外文系、所的学者。这方面的成果,包括资料整理,新世纪以来成果丰硕。整体性论述和大部头丛书,我知道的有龚翰熊主编的《西方文学研究》,王向远的《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陈众议主编的《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还有去年刚出版,共8卷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
比较起来,杨义担任总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从近代卷到十七年及“文革”卷、新时期卷,就更多关注翻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也就是将文学翻译看作参与中国文学建构的重要组成。撰述者都是现当代文学学者,他们对外国文学的了解自然不及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却能更多关照中外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个层面。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与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关系密切。文学创新、文学改制、文学秩序确立,与翻译都有直接关系,或者说离不开翻译的推动,离不开“外来”影响产生的“冲击”。另外,一些个案研究成果也给人印象深刻,如滕威关于拉丁美洲文学在当代中国的翻译接受研究,诗歌方面,一些诗人和批评家对新时期以来外国诗歌翻译与“新诗潮”关系的研究,也有出色的成果。
总体来说,这方面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开展还很不够。目前编纂的当代文学大事记、专题史料集,以及带有某种史料编纂性质的编年史,这方面的表现都相对薄弱。
当代文学中的中外文学关系,在资料整理和研究的范畴和方法上,整体应该和现代文学并无不同,但也有重要的差异,或者特殊性。一是文学和世界政治的关系更加直接、密切,包括二战后两个阵营的冷战、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分裂、殖民地解放、民族独立运动等。另外,由于当代文学具有“国家文学”的性质,外来影响不仅表现在思潮、观念、艺术方法,而且也体现为制度、文学管理和运动开展方式的层面。这些制度性因素,现代文学时期没有这么突出。还有一点,在当代,中外文学交流的方式、渠道,也呈现更复杂的状态。有正式的、公开的渠道,也有“非正常”的方式。譬如我们熟知的“内部书”“内部刊物”“过境影片”等。有的时候,被作为反面批判的对象,在批判性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效应,也常常出乎设计者的预想。当代文学的前30年,基于扩大政治影响,我们会邀请一些西方进步、左翼作家和艺术家访问中国,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如同20世纪30年代苏联邀请罗曼・罗兰、纪德访问苏联那样。不过效果有时候也出乎意料。例子之一是“文革”期间对安东尼奥尼的邀请,和随后对他的纪录片《中国》的大规模批判。
我们都熟知俄苏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化,特别是当代政治/文化关系密切,但这方面资料整理和研究却不尽如人意。20世纪80年代,我读过夏中义先生写的《别、车、杜在当代中国的命运》的论文,印象很深刻,可惜这样的研究不是很多。现在看到的专门研究着作,还是荷兰学者佛克马的《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它是在大量资料整理基础上的研究。虽然评述的时间范围是1956-1960,对象主要限定在文学理论、文艺政策层面。这本书英文版面世是1965年,将近40年后的2011年才有中译本,放在程光炜先生主编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里。我们作为“当事人”却没能写出有分量的着作。
另外一个问题,是西方、俄国18、19世纪文学在当代中国的情形。有一种看法,在当代与社会主义文学发生紧张关系的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其实,以19世纪现实主义为中心的西方文学,在当代与社会主义文学关系也相当紧张。它既是可以用来批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旧时代社会制度的资源,但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个性,对颂歌性质的文学的建立也是威胁。当代开展的对现实主义作家的重新阐释,还有对《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批判性讨论,对人道主义的批判,都证明这一点。
当代文学的过程,深深嵌入到世界政治斗争之中,这方面的史料整理也大有文章可做。如20世纪50年代苏共二十大,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对一些中国作家发生的冲击。20世纪50年代后期与苏联分裂公开之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文学纲领”的批判,是当年中国发生的重要文学事件。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一些国际性政治、文化机构,对当代文学的走向也很重要。比如1950年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这是冷战时期主要为苏联控制的“统战组织”。它当然不仅限于文学范围,还涉及工会、妇女、青年、科学、体育、文化、教育、宗教等广泛领域,但在文学领域也有相当影响。中国文学机构和作家通过它组织的大量活动,参与到当时冷战角力的政治斗争中,确立观察世界的方式,并建立了不仅与苏联,而且与西方左翼作家、文化人的广泛联系。这方面产生的效应还需要在资料整理基础上做进一步考察。比如通过“世界文化名人”的年度评定,让一批西方古典作家以名正言顺地在当代中国“落户”,并扩大中国与西方左翼作家(阿拉贡、艾吕雅、毕加索、萨特、波伏娃、聂鲁达等)的联系――而他们的文化/文学观念显然不能完全归入正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亚非作家会议。亚非作家会议成立于1958年10月,第一次会议在当时苏联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塔什干举行,在科伦坡设立常设事务局,秘书长是森纳那亚克。我写的《材料与注释》的“1962大连会议”部分,说当年茅盾曾犯过政治错误,就是他在“世界和平裁军会议”上,支持苏联而排挤亚非作家会议秘书长森纳那亚克。亚非作家会议20世纪60年代又举行多次会议。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1961年5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1962年在开罗召开的会议。后来由于中苏分裂,该组织也发生分裂。在成立之初,它的宗旨是团结亚非作家投入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争取独立运动,并在斗争中产生自己新的文化/文学。记得20世纪60年代,中国一些作家的活动、写作,如杨朔、刘白羽、林林的散文,冰心的《樱花雨》,巴金的《来自镰仓的照片》和他写井上靖、中岛健藏的散文,都和他们参加亚非会议活动有关。目前,对这个组织,以及当年开始建立亚非“新文化”的设想,和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的影响,关注的学者不是很多,被忘却了,较少被人提起。好像只有关注东亚政治/文学问题的学者,如清华大学的王中忱教授等少数学者有资料整理和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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